《瞭望東方周刊》第561期封面
  北京垃圾鏈
 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,同時,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,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,而在2011年,這個數字是4.6萬噸。
  很多人埋怨,由於混裝——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,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不過,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,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,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?
  現實中的垃圾流轉,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。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希望以詳細、全面的調查,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。
  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
 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,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,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
  文/山旭
  2013年,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,只略遜於全球賓客雲集的奧運會之年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,大多數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。
  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,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、全面的調查,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。
  我們原本希望展現城市垃圾自產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,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,僅在流轉部分,其複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象。
  對於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,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於觀感的某些習見。
  比如垃圾分類處理,由於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,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,分類垃圾桶“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”的問題,看來並非核心所在。
  另一方面,可能很少有人瞭解的是,業內對於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,還存在極大爭議。
  對於城市垃圾流轉環節的追溯和梳理,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:
  首先,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,既來自歷史存量,又源於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。因此,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。
  第二,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,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,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,還需要有更細緻、更嚴密的思考。
  然後,可能才是引人關註的最後處理方式。
  當然,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——它對於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。但,也要明白,從現實考慮,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,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。
  與之有關,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。這樣,會有利於在瞭解它的複雜性的基礎上,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。
 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:北京正在推進設立“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”,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“綠袖標”,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縣財政承擔。
  現在,對於“綠袖標”的設置正在調整,希望分成幾層,加強管理設計,從而做到“減員增酬”。
  一些區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“二次分揀員”,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,站在垃圾桶旁邊,而人們看到,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。
  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,政府力與市場力、社會力的整合,乃至於政府內部力量的協調統一,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。
  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隨後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,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。
  垃圾都去哪了
  人數在十幾萬至30萬之間的拾荒者,是北京垃圾問題的關鍵環節之一
  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葛江濤  姚瑋潔/北京報道
  按照北京市環保局發佈的《北京市2013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信息的公告》,在這一年,北京市生活垃圾產生量671.69萬噸,日均產生1.84萬噸。這是2008奧運會之年以來的新高。
 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,同時,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,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,而在2011年,這個數字是4.6萬噸。
  很多人埋怨,由於混裝——家庭分類處理推進遲緩,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
  不過,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,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,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?
  比如一隻塑料飲料瓶,是不是真的因為與同一桌晚飯上的殘羹冷炙一起,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、難以回收,最終影響焚燒等處理?
  在中國城市垃圾的三個關鍵問題——產生、流轉、處理中,包含分類在內的流轉環節可以被視作關鍵部分。
  如果對其進行良好的設計和有效的引導,向上可以影響垃圾製造者的行為方式,向下則可以促進垃圾處理的無害化。
  而現實中的垃圾流轉,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。
  被100隻眼睛盯著的垃圾桶
  傍晚,81歲的老太太李秀珍蹬著三輪車,晃晃悠悠趕到永引渠北路北側的金中陽光再生資源回收公司,賣掉3天來撿到的幾十斤廢舊木頭,還有水泥袋子、塑料瓶等等,換得12元人民幣。
  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側的棚戶區。為了每斤木頭能多賣1分錢,她要蹬著三輪車多走半個小時,“這裡攤子大,老闆的秤也好,能多賣點錢。”
  一隻塑料瓶,在這個收購站能給9分錢,而其他收購站多是8分,算過去,就是高了12.5%。
  這天氣溫達到34攝氏度。李秀珍穿著一件洗得泛白的藍綠色長袖的確良襯衫。頭頂磨破邊的灰色遮陽帽檐上,還留著很多乾水泥粉末。
  “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撿,垃圾桶里的我搶不著。”說起塑料飲料瓶,李秀珍忿忿地回憶,兩三年前她還經常能從街邊、小區里的垃圾桶撿到瓶子、書本紙張等。但打今年初起,她幾乎收穫不到瓶子。沒辦法,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廢舊木頭、水泥袋子等建築垃圾。
  木頭的廢品收購價錢按照長度、大小和質量不同,價格從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。水泥袋子在經過拍打摺疊等簡單處理後,與塑料瓶的價錢相同——每個9分錢。
  “撿瓶子多容易啊,可是我搶不著,那些年輕人,一邊遛狗一邊背著個大包,就把瓶子都撿走了。30來歲穿得整整齊齊的小伙子,騎著車、追著個瓶子跑。我就不理解了,按道理來說大家生活更好了,幹嘛跟我們這些人搶?”李秀珍聲音高了幾個分貝,滿是皺紋的嘴角兩邊露出僅剩的兩顆牙齒。
  據說北京的拾荒者數以十萬計。李老太太的兒子因病沒有勞動能力。讓她費解的是,那些子女擁有體面工作的老人們,為何會比她更細緻地翻撿垃圾箱?
  在北京西北的世紀城——一個超大型社區,一名保潔員說她也要和住戶的父母們“搶瓶子、紙殼子”。
  這個樓盤的二手房價格已達到六七萬元一平方米,但是“那些老頭、老太太推個嬰兒車,後邊掛個袋子,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,有瓶子就放進袋子。紙殼子拿出來擦擦,用腳踩折了,比我們還專業。”好幾次,她都看見他們的兒女們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爭吵。
  清晨的西直門地鐵站,一名40多歲的環衛工,騎著一輛帶著大垃圾箱的車子緩緩停到兩個垃圾桶前。
  她有條不紊地把垃圾桶的蓋子打開,先撿出四五隻塑料瓶放進車把上掛著的塑料袋。經過一番認真的翻撿後,她將不同分類桶里剩餘的垃圾一併倒入垃圾車。
  曾在北京不同小區承包近10個垃圾站的錢三友(化名)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:“如果你把分類做好了,有100隻眼睛盯著垃圾桶,一股腦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撿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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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編輯:SN0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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