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節
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第561期封面
　　北京垃圾鏈
　　北京人口快速增長，同時，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，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，而在2011年，這個數字是4.6萬噸。
　　很多人埋怨，由於混裝——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，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不過，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，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，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？
　　現實中的垃圾流轉，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。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希望以詳細、全面的調查，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。
　　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
　　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，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，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
　　文/山旭
　　2013年，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，只略遜於全球賓客雲集的奧運會之年。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，大多數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。
　　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、全面的調查，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。
　　我們原本希望展現城市垃圾自產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，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，僅在流轉部分，其複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象。
　　對於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，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於觀感的某些習見。
　　比如垃圾分類處理，由於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，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，分類垃圾桶“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”的問題，看來並非核心所在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可能很少有人瞭解的是，業內對於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，還存在極大爭議。
　　對於城市垃圾流轉環節的追溯和梳理，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：
　　首先，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，既來自歷史存量，又源於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。因此，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。
　　第二，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，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，在垃圾被焚燒、堆肥、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，還需要有更細緻、更嚴密的思考。
　　然後，可能才是引人關註的最後處理方式。
　　當然，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——它對於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。但，也要明白，從現實考慮，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，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。
　　與之有關，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。這樣，會有利於在瞭解它的複雜性的基礎上，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。
　　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：北京正在推進設立“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”，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“綠袖標”，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縣財政承擔。
　　現在，對於“綠袖標”的設置正在調整，希望分成幾層，加強管理設計，從而做到“減員增酬”。
　　一些區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“二次分揀員”，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，站在垃圾桶旁邊，而人們看到，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。
　　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，政府力與市場力、社會力的整合，乃至於政府內部力量的協調統一，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。
　　而《瞭望東方周刊》隨後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，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。
　　垃圾都去哪了
　　人數在十幾萬至30萬之間的拾荒者，是北京垃圾問題的關鍵環節之一
　　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葛江濤  姚瑋潔/北京報道
　　按照北京市環保局發佈的《北京市2013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信息的公告》，在這一年，北京市生活垃圾產生量671.69萬噸，日均產生1.84萬噸。這是2008奧運會之年以來的新高。
　　北京人口快速增長，同時，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、越來越大、越來越貴的東西——比如家用電器，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.4萬噸，而在2011年，這個數字是4.6萬噸。
　　很多人埋怨，由於混裝——家庭分類處理推進遲緩，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。
　　不過，從裝運開始——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，分類也好、混裝也罷，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？
　　比如一隻塑料飲料瓶，是不是真的因為與同一桌晚飯上的殘羹冷炙一起，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、難以回收，最終影響焚燒等處理？
　　在中國城市垃圾的三個關鍵問題——產生、流轉、處理中，包含分類在內的流轉環節可以被視作關鍵部分。
　　如果對其進行良好的設計和有效的引導，向上可以影響垃圾製造者的行為方式，向下則可以促進垃圾處理的無害化。
　　而現實中的垃圾流轉，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行的兩個鏈條。
　　被100隻眼睛盯著的垃圾桶
　　傍晚，81歲的老太太李秀珍蹬著三輪車，晃晃悠悠趕到永引渠北路北側的金中陽光再生資源回收公司，賣掉3天來撿到的幾十斤廢舊木頭，還有水泥袋子、塑料瓶等等，換得12元人民幣。
　　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側的棚戶區。為了每斤木頭能多賣1分錢，她要蹬著三輪車多走半個小時，“這裡攤子大，老闆的秤也好，能多賣點錢。”
　　一隻塑料瓶，在這個收購站能給9分錢，而其他收購站多是8分，算過去，就是高了12.5%。
　　這天氣溫達到34攝氏度。李秀珍穿著一件洗得泛白的藍綠色長袖的確良襯衫。頭頂磨破邊的灰色遮陽帽檐上，還留著很多乾水泥粉末。
　　“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撿，垃圾桶里的我搶不著。”說起塑料飲料瓶，李秀珍忿忿地回憶，兩三年前她還經常能從街邊、小區里的垃圾桶撿到瓶子、書本紙張等。但打今年初起，她幾乎收穫不到瓶子。沒辦法，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廢舊木頭、水泥袋子等建築垃圾。
　　木頭的廢品收購價錢按照長度、大小和質量不同，價格從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。水泥袋子在經過拍打摺疊等簡單處理後，與塑料瓶的價錢相同——每個9分錢。
　　“撿瓶子多容易啊，可是我搶不著，那些年輕人，一邊遛狗一邊背著個大包，就把瓶子都撿走了。30來歲穿得整整齊齊的小伙子，騎著車、追著個瓶子跑。我就不理解了，按道理來說大家生活更好了，幹嘛跟我們這些人搶？”李秀珍聲音高了幾個分貝，滿是皺紋的嘴角兩邊露出僅剩的兩顆牙齒。
　　據說北京的拾荒者數以十萬計。李老太太的兒子因病沒有勞動能力。讓她費解的是，那些子女擁有體面工作的老人們，為何會比她更細緻地翻撿垃圾箱？
　　在北京西北的世紀城——一個超大型社區，一名保潔員說她也要和住戶的父母們“搶瓶子、紙殼子”。
　　這個樓盤的二手房價格已達到六七萬元一平方米，但是“那些老頭、老太太推個嬰兒車，後邊掛個袋子，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，有瓶子就放進袋子。紙殼子拿出來擦擦，用腳踩折了，比我們還專業。”好幾次，她都看見他們的兒女們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爭吵。
　　清晨的西直門地鐵站，一名40多歲的環衛工，騎著一輛帶著大垃圾箱的車子緩緩停到兩個垃圾桶前。
　　她有條不紊地把垃圾桶的蓋子打開，先撿出四五隻塑料瓶放進車把上掛著的塑料袋。經過一番認真的翻撿後，她將不同分類桶里剩餘的垃圾一併倒入垃圾車。
　　曾在北京不同小區承包近10個垃圾站的錢三友(化名)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：“如果你把分類做好了，有100隻眼睛盯著垃圾桶，一股腦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撿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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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編輯：SN010）